这种由历史修饰的唯物主义，也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

这种二元对立，总起来看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道德源自性善。但法律的用力不是任意的，而是要根据道德和权利的运行规律，作出有利于保护道德和权利的规定。

它们的正常运行，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二者都是道的具体化。固然，西方法系以权利为本位堪为典范，让权利的地位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13] 庞德说：上世纪法学著作的三大主题是：法律的性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史的解释。在中华法系中，以道德为宗，权利绌则官威生。

这些信仰和假设——诸如法律结构上的完整性、法律的不断发展、它的宗教根基和它的超越性等——不仅正在从法哲学家、立法者、法官、律师、法律教师和法律职业的其他成员的头脑中消失，而且正在从作为整个人民的绝大多数公民的意识中消失。甚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条法规，地方官们自吹自擂，到处树碑立传，不仅会败坏道德风气，而且会让为有政迹者立碑这一德政荡然不存。随时要记住的是，只有当道德或权利处于恶的对立时，才是法律的用武之地。

在法律中涉及权利关系的恶的对立时，其内容规定是权利规范。在西方法系中，以权利为本，道德眇而民欲盛。对普通民众而言，更有意义的可能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人们享有的普遍的政治权利，被当成普世价值向世界各国推销，尽管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它的母国也是经由无产阶级数百年的英勇奋斗而获致的。这样看来，西方法系中权利为本、权利至上也就不言而喻了。

更其重要的是，传统儒家从人性中开出道德，并把它作为道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在法哲学的意义上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不是认为道德只是一种应当，是我们的主观意愿施加于法律的一种约束（西方法学家大都这样看）。

我们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当个人权利的追求妨碍大众的利益时，道德的伸张可用之于消解权利的戾气。这样讲有些抽象，下面用一个例子有助于理解。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权利（包括right这个单词才发明出来）被赋予新的内容，得到充分的甚至过份的论证，这肯定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密切相关，亦即与商品货币关系大发展密切相关。鉴于以上的考虑，中国自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以来，几千年间对商人对权利都保持忽略甚至打压的态势。

【疏】议曰：官人虽有政迹，而自遣所部立碑，或遣申请者，官人亦依前科罪。反之，在西方法系中权利的体现更自觉、更侧重、更成体系，道德的体现则显得违拗、微弱。但这一历史进步，同样也脱不开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把每一个人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权利关系必然表现在每个人的相互关系中。然而，或者是时过境迁，或者是过于健忘，西方国家摇身一变，拉出了人权大于主权的旗帜，对其他主权国家肆意干涉，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弄得这些国家战乱不已，难民四溢，并美其名曰颜色革命。

而那些所谓平等的权利，即政治权利，却不具备权利的真正意义，[11]在其行使的过程中，必将导致权力在另一种形式上的腐败，使福利国家蹒跚难行，主权债务危机不时发生，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民族主义渐行渐远，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当道德遭到毁丧，人心离散，家庭分裂，社会崩塌。

后来，这些规定虽然放松了，但商人的子孙都不能进仕途。表面上看，好像是民主的国际斗士，骨子是否尽是些利己主义的打算，还真不好说。

可见义利之辨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帝心。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加之我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深究。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分化和经济权利差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标榜的自由竞争下完成的，显示出公平的式样。如果说西方人权国家在国外的权利伸张曾经残暴，继而受阻，终而在强力的反抗中只能妥协的话，那么权利为王（德沃金语）在国内则一路高歌，从封建特权到资产阶级的权利，从少数人（有产者）到多数人（无产者）的权利，从只有男人的权利到包含妇女的权利，甚至同性恋者和吸毒者都有自己的权利。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所以，中国古代一直都有重农抑商的政策。[14]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9—50页。

中间则有圣托马斯行善避恶的自然法第一诫律。通过以上两种方式，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

中华法系之所长，恰为西方法系之 所短。参见严存生著：《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第200—201页。

道德与权利各自都有自身的内在动力、活动范围、运行轨迹。[5] 《明史·太祖纪》 [6] 对于言利之人，朱元璋还有一事更能说明其态度： 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如究其原因，我们可作如下的归纳：在中国古代，从来都认为道德与权利是二元对立的，看看长达数千年的义利之辨就知道了。[7]同样表现出重义轻利的样子。

‘有赃重者，坐赃论，谓计赃重于本罪者，从赃而断。道德关系处于恶的对立中，怎能不需要法律用权威性的力量加以匡正。

然而，权利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它能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权利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日愈繁多且冲突不断，不是统治者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当权利关系发生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为之排忧解难，否则社会生活就不能得到正常的进行。可是，这些理论大都停留在学说中，却没有真正融汇于法律中，这固然有众说纷纭不能统一的原由，更是没有切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肯綮。

权利在西方法系中的高歌猛进，为世界树立了典范，可谓辉煌灿烂。这毕竟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疏】议曰：‘在官长吏，谓内外百司，长官以下临统所部者，未能道德齐礼，移风易俗，实无政迹，妄述己功，崇饰虚辞，讽谕所部辄立碑颂者，徒一年。鉴于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性，在法律中要明确区分道德规范与权利规范，让它们各依其理，各司其职。汉高祖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所以必须将二者置于恰当的位置。

[17]近有富勒高呼的《法律的道德性》。第三，权利是随着商品交换发展变化的，权利关系中的恶的对立，更是因商品货币关系的日益繁盛而增加，但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总体上虽在不断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低，所以权利纠纷在中华法系中所占权重也不会大，这也是原因之一。

康德绝对命令下的道德。事见《明史·食货志》 [7] 《明史·食货志》 [8] 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一权利被包含在‘礼中。

[10] （英）迈克尔·曼著，严春松译：《民主的阴暗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18] 西方也有人认为人性分为理性和感性，理性使人行善，是道德的，感性使人作恶，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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