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就存在的公私益区分的问题在当时实际上已经十分尖锐。

法治环境评估集中于个体化权利的满足与实现。现有法治环境评估以行政区划为集群单元，但样本区分度不显著：一是不同集群组别之间过于同质化。

在这方面，国际评估界已有先例，比如世界治理指标（WGI）就使用了多个数据源。即便形成可靠的数据资料，也不意味着从观察的结果中得出一个在逻辑上正确并包含着受观察者主观观点影响的‘意识的推论，[71]评估者须在多种可能性解释中作出选择。钱弘道：《中国法治评估的兴起和未来走向》，《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53-58页。[90]参见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7-16页。[52]二是同一个集群组内部未再次分组。

以法治环境评估为参照，可在结果意义上评判法治实施评估是否适当可用。国内法治环境评估就存在此类问题，表现为： 其一，以行政区划为抽样单位，削弱集群组分布的异质性。在1990年发表的《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一文中，张文显明确概括了凡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具有的突出特征。

[57]在研究主体性的当代学者笔下，可以看到共同主体这一表达。四、作为关系范畴的权利：呼唤共同生活的权利主体 在1980年代末期乃至1990年代初期，权利并未等同于利益。[3]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权利主体的诞生，将看到权利主体陷入迷茫与孤独，也将看到这个主体力求获得他者承认从而进入共同生活的努力。权利本位论强调现代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现代法学的图景应该紧紧围绕权利这一基础性的概念来构建，这种观点在与会学者们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响，并在随后扩展开来。

参见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1991年，李步云和郭道晖分别发表了《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18]和《论权利推定》[19]两篇重要的权利理论文章，清晰界定了应有权利、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三种权利形态之间的关系。

只有通过正义统摄权利，权利共同体才是一个稳固而合理的制度结构。[53]尽管在论证过程中，权利本位论者否定仅仅从个体权利的角度主张自身的观点，但反对者还是从他们的论述中发现了对个体的强调，参见封曰贤：《权利本位说质疑——兼评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52]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这种时代精神，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崭新的个体概念开始出现在1980年代末期的法学理论中。五、主体性时代权利理论发展的线索与趋势 在1980年代的法学理论研究中，正是权利本位论首次从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或者从作为手段的法律中，识别出了一个能以相对自由的方式行动的主体。

[39] 三人社会理论建立在对鲁滨逊孤岛生活状态的质疑上。这也就意味着，权利的实现依赖的是一种共同体生活。在那里，马克思意识到，在个体主义权利学说的背后，是一个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公共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当苏力基于这种对权利的理解批评主流学者有关走向权利时代的基本预设的时候，他的确是有意忽视了这一预设背后所蕴含的时代背景。

在提交给长春会议的参会论文中，他针对权利给出了如下定义：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加以规定并体现在法关系中的、人们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普遍利益范围内做出选择、获得利益的一种能动手段。权利冲突也好，权利滥用也罢，其实都与权利主体的问题息息相关。

将秋菊的说法视为权利，会导致权利的泛化，从此，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需要和诉求，都可以被视为权利，都需要国家制定法给予尊重。在苏力和徐昕有关私力救济的分析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同一性。

在一定程度上，以个体为核心的权利观成为权利冲突和权利滥用的源头。实际上，张文显在他对于上述权利定义的说明中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法定权利都是实证的，都是由现行法规定的。纵观各个时期不同权利理论研究者的作品，可以看到，权利主体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权利从一个表达个体自由选择的概念，逐步发展为一个依赖于共同体、依赖于他者的有着内在结构的概念。这就突破了此前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理论范式，转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权利原则。因此，在苏力和徐昕有关私力救济分析的背后，体现了1990年代后期以来权利观念发展的一个线索，这就是不断想要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个体的权利诉求远远超出了公共权力能够提供救济的程度。[24] 权利等同于主体的权利，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

[25]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34]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个享有自由和能够作出选择的权利主体对法律秩序有着怎样的期待？[8]透过郑成良于1989年发表的题为《权利本位说》一文，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一种全新的法律秩序的描述。由此我们也就看到，权利主体有一种挣脱个体性的努力，权利主体严格来说是一个进入到了相互关系和共同体之中的个体，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共同主体。

当立法者为人们设定新的义务约束时，他能够加以援引的唯一正当而合法的理由，也仅仅是这将有益于人们早已享有或新近享有的平等权利。在这里，不存在什么主体的自由选择和尊重。

刘作翔在2014年出版的有关权利冲突理论的总结性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权利的限度理论。尽管徐昕强调私力救济不一定是指权利主体自身的救济，还包括个体借助于其他人或公共力量实现的救济，但如果没有权利主体为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强烈愿望和支付相应的成本，他人显然不可能主动帮助他实现权利救济。在这里，权利的主体开始与传统中国民本论的资源结合起来。一旦意识到权利主体是一个适应共同生活、与公共权力没有根本分歧与冲突的主体，那么，这也对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等现象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解决方案。

[59]参见熊万鹏：《人权的哲学基础》，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15]这些论述强调法定权利赋予了权利主体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

在这里，首次出现了权利是第一性的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等论断，权利本位第一次获得了明确的概念化表达。一旦个体的自由选择得到承认，个体接下来就沉溺在他选择的对象中，于是遗忘了自身。

苏力以中国古典时代的复仇案例为原型，展示的是农耕社会的制度生活图景。在此前的权利救济理论中，报复因私人性而被认为是随意的、武断的，应该被诉讼取代。

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得到了平等对待。[40]在这一时期，权力论开始受到法学学者的关注，参见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尹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但稍加分析便可看出，有关权利的这个定义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期刊名称】《法制与社会发展》【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利主体性 权利本位论 应有权利 。

[10]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权利本位的四大要义：权利平等、对自由社会的追求、对多元利益的确认、对世俗幸福的肯定。一旦权利成为现实中的个体诉求，苏力笔下的秋菊就同传统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

更有效的恰恰是权利主体在私力救济过程中的付出和获得的利益，成本计算因此压倒了权利宣告背后蕴含的共同体生活的价值和原则，一切都不过是交易而已。而在此前，这种属于个体自身的自由空间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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